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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吴玉良透露，业内利润模式有两种，一种是克扣学生时薪，另一种是“打包人头费”。所谓“打包人头费”，就是让企业以每个学生300元-500元提成，一次性给中介，中介再去和校长分配。由于企业先付了这笔人头费，后期给到学生的时薪自然会降低。至于中介给学校的分成，有的校长不敢私自使用，便把钱存到学校的“小金库”，用于日常一些不便进账的花销。招生办主任则一般不参与分成，“每次确定要往厂里送学生时，单独给招生办主任送钱。人数不同，送的也不同，几万到十几万不等。”

　　一些职业院校因此愿意找中介合作，“有我们在中间，学校就可以放心挣钱呀。”吴玉良说，其实学校不通过中介也可以，但这样一来，克扣学生实习费就比较难办，有中介这关，大家都相对安全。而中介与学校一般会打着“合作”的名义——中介给学校交几十万元保证金，由学校与其签订联合办学协议。其中，校方负责组织生源，将符合实习条件的学生输送给中介，中介去寻求企业安排学生实习。甚至一些驻厂老师，也是由中介公司招募的人，或者中介承担驻厂老师的额外补助。

　　比如四川省宜宾市南亚电子职业学校原校长、法定代表人刘某，自2016年以来，与东莞一家人力中介合作，由中介操作，派遣该校学生到东莞两家工厂实习，刘某则从中介那里收了90.4万元“管理费”，用于自己购房、个人消费等支出。河南周口某女子职专原法定代表人杨某灵，2014年至2020年，安排学校一个副主任与中介，和东莞一家电子厂签订学生实习合作协议，企业总共付了2131万元实习薪资等，但学校只支付给学生1383.3万元，剩余700多万被侵吞了。